要成为君子必须要修身，而修身的过程和结果都与孝道有关，行孝是修身的基本内容。
另一方面，心又不仅仅限定于个体之域，而是展现某种综合的品格。一方面，心与作为普遍本质的性相对，首先呈现为个体意识，这一视域中的心性之辩相应地展现为个体意识与普遍本质的关系。
另一方面，性作为与理为一者，又构成了理的内化形态。在中国哲学中，命通过天之所赋而展现为心体与性体的根据，这种根据又进一步为心体和性体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可能。在中国哲学的历史脉络中，体现感性欲求的命，常被视为在外者或在天者，与之相关的命非人所能左右。当然，自禁自使自夺自取自行自止之心又与情、性相关，作为具有价值意义的意识，心的以上内涵近于康德（I. Kant，1724—1804）的善良意志，其具体内容涉及实践理性。当然，在李泽厚那里，性与情呈现颇为繁复的关系。
钱大昕对此作了更为具体的解说：恭敬、辞让，本非两事。以观念性的存在为基本的形态，心在其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，其内涵则包含某种复杂性。关键词是四个：心性天命。
善，不仅止于伦理学上的善，也包含哲学上的善——不仅指某种德性状态和质地，也指合理的德性趋向和可能性。国治而后天下平之天下平，对应的是欲明明德于天下，则平天下就是明明德于天下。天命的存在意味着：其一，天赋予我们自身的命，这是命的本体。这个世界总给我们太多的诱惑，太多不期而遇的挑战，能不能做到富贵不淫、贫贱不移、威武不屈？尽心难，存心更难，一不小心就会丢了自己的良心，一不小心就会在某一时刻、某一件事上，做不到以良知为出发点，而是以某种利益为出发点。
存其心，就是不要放其心而不知求，而是要求其放心而已矣，把自己丢失的本心找回来。一 《孟子·尽心上》载： 孟子曰：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
所以，从尽心到事天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逻辑闭环。而且，孔子给我们的人生依据，是自我的道、德、仁、艺，并没有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，屈从和依赖于世俗权力。一己之身修，天下之仁义存焉。什么事都不做，闭目养神吃斋念佛，不是修身养性，而是麻木不仁，是浑浑噩噩。
从天的角度，是先知后事。存其心，是存留、是含蓄、是葆养。如此，则尽心也是尽人（他人）之性，尽物（万物）之性，盖因万物之理皆备于吾心。我明了自家的心了，知了自家的性了，事了自家的天了。
第一层，前两句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同样，人心之大，犹如宇宙，尽心也是一个极限境界，人的一生穷尽努力，也永无止境。
知天，认知天命的存在，认知我们每个人天赋的使命。天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天本身，天道。
修身养性，是做事，是事天，是在事上磨，是给这个世界创造价值，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穷尽不是到头，正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（《大学》）的止于至善，不是止而是不止，是无所止，是止于不止之中，永远保持在一种不停息地追求的状态。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身、家、乡、邦、天下，都是修道之场所而已，不是修道的目的，而是修道的场所和路径。我人自觉其善，自求其善，自证其善，自信其善，并以善来界定自己和规范自己。我不是上天的仆从，我是我心性的仆从。
中国人做好人的理由是：我的本性是善的，我在发扬我自己内心的本性，是自我的本性决定我能做好人。如此知其性，则知天矣，明了天命所在。
从性的角度，是先知后养。然而不得不立于岩墙之下而立之，也是顺受其正。
《六祖坛经》曰：烦恼即菩提。倒回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，事天就是存心养性。
我们生命的圆融——心、性、天、命，它是一个圆形的结构，而不是线性结构。明了自己心中、性中之善，这很重要，因为人的心、性中总有一些不善的东西。恰恰相反，至少在元代之前，中国成了四方仰慕的礼仪之邦，国人生活中的文化与文明，是彬彬之盛。什么是好事？我们用好心去做的任何事，都是好事。
是故知命者，不立乎岩墙之下。而以为吾之性如是，而心可不尽乎。
质言之，由着自己的善性而为，才是纯粹的自由、最终的自由。它没有宗教信仰的神秘，却有安身立命的自觉自尊，并且特别有诗意。
顺受其正就是顺受其命，知道自己命该如此，知其不可而为之，就是顺受其命。修道的目的，还是自家身心性命。
行走世间，动力是什么？由自，由自我出发。所以，心、性和天这三个字，实际上是统一的，是一个道理，只是我们进入的时候，有一个次序，先从心进去，再了解性，最后知道：心如此，性如此，那么天赋予我们如此的心，天赋予我们如此的性，就是天赋予我们承担如此的命。所以这个命，既是我们自身的命，是我们的本体，又是我们的功能。心里总是怀着礼义的念头，居仁由义。
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心里总是怀着仁爱的念头，宅心仁厚。
（孙奭：《孟子注疏》）第二层，中间一句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人心有无限的空间有待探索。
如此存心养性，就是事天。孟子讲人性本善，是说人性中本来就存着善，但是孟子没说人性中不存着恶。